本篇來自商業周刊，作者 田習如。
一例一休大翻修，當初說好要「降工時」、讓勞工多休息，將來還辦得到嗎？
鐘擺效應，在物理學上是指，當鐘擺滑出的一端越高，盪到另一端的位置也會越高。10 月底勞動部預告將修正的勞基法「一例一休」相關條文，就出現類似現象：從一例一休實施以來，老闆們的大反彈，擺盪到修法案公布後，換勞方大驚失色。
例如，將每月加班時數上限從 46 小時放寬到 54 小時，勞動部草案提出兩版供外界反映意見，其中乙案有加上 3 個月總計不得逾 138 小時（即平均每月仍 46 小時）的門檻，甲案則未設其他門檻，比工商團體預期的還要寬鬆，在被勞方痛批「資方要 5 毛、政府給 1 塊」之後，賴清德又在數日內踩煞車，不等草案預告期限截止就搶先宣布採用乙案。
推行新政豈是玩物理學，將政策從一極端擺向另一極端，搖得人民頭昏腦脹，失去平衡？
為勞方爭彈性？僅 5%企業守法做勞資協商
一例一休制度原本的設計，確實過於複雜、嚴苛，讓勞方想安排連假、資方想調度人力，都失去彈性。而且，當政府只用一部勞基法，就要規範百工百業的勞資關係時，隨著經濟形態演進，法令綁得越死，不合時宜的荒謬性就會越高。
比如，工時限制可用來保障大立光工廠作業員，在機台前重複性的冗長工作後，獲得休息，卻可能讓 Google 創意人員，在靈感來臨時得要打卡下班，無法按自己步調完成工作。因此，若要勞力工作者和腦力工作者、有議價能力和無議價能力的勞工，全都綁在一部法律中，保持彈性是必要條件。
但賴清德 9 月任閣揆以來，積極督促勞動部推出的這套修正案，卻因為罔顧了一項台灣職場現實，使其表面上同時賦予勞資雙方彈性，但多數情況下恐只有資方才享受到彈性。
讓修正案「擺過頭」的關鍵字，叫作「勞資協商」。勞動部五大修法重點中，有 3 項關於延長工作時數、日數的規定，企業要實施的前提都是「經工會同意，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」。
我們在今年以來的相關報導中，已經一再指出一個事實：全台約 140 萬家企業中，根據勞動部統計，只有 5,400 多家企業成立工會，7 萬 2 千家企業有勞資會議（依今年第 2 季底最新統計）。亦即，在勞基法早就規定各種加班情況都須經勞資協商下，卻只有約五％企業開過勞資會議，等於其他 95%的企業要不未曾加班，要不都是非法加班。
為資方護航？違法加班首次被抓罰款偏低
勞基法未強制企業成立工會，但規定無工會的企業都應設置勞資會議，違規者，沒關係，不處罰。至於各種違法加班的處罰，則籠統規定在 2 萬至 100 萬元的罰金範圍內，由各地方政府決定罰多少。以台北市政府發布的統一裁罰標準為例，未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而加班，第 1 次被查到，罰 2 萬至 15 萬元，連續第 5 次被查到，也只罰 30 萬元。被罰的風險和成本都太低。
簡言之，現行的勞資會議規定只對 5%的守法企業有效，但政府宣稱勞資雙方都有彈性的修法案，立足點卻是在 95%企業不守法的現實下。
賴清德提出的第一份施政方針中，寫著他要「提升籌組工會意識、建立勞資自主協商能力」。但這次的修正草案中，沒有任何一個字與此有關。
其實前行政院長江宜樺也在施政方針中提過「強化勞資協商環境」，結果勞動部的做法是「辦理團體協約說明活動，超過 500 人參加」，績效達標。
德國是勞資協商最健全的國家，法律詳細規定了工時、薪資、休假等事務的協商內容，以及勞資意見不合時如何交由第三方仲裁、上法院。勞資會議每週、每月開成了習慣，帶來有效率的成果，甚至在 90 年代讓勞方為了因應東歐勞力的競爭，而自願降薪保留工作機會，被學者指為近年德國失業率低、經濟表現佳的重要背景。
一例一休讓台灣付出了重大的社會成本，企業因無緩衝期而被迫趕緊調適複雜的新制，商店以人力成本上升為由漲價。如今，政府要取消窒礙難行的法令，卻又矯枉過正，並且為德不卒，毫無改善勞資協商機制的誠意。
事實上，連勞動部這次預告修正草案，竟只給民間 8 天的反映期，違反現任國發會主委陳美伶在去年 9 月行政院秘書長任內所頒布的命令：法令草案應至少公告周知 60 日，以讓各界充分表達意見。
政府帶頭違規，難怪勞基法條文看似嚴厲，實際卻是造假文化盛行。看來執政者也該擔心政治學上選民會不會盪開的「鐘擺效應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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