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篇來自合作媒體商業週刊，作者 楊少強。
不論用什麼藉口減稅，我都贊成。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（Milton Friedman）曾如是說。美國總統川普搶在耶誕節前通過稅改，引發各國減稅大戰，對台灣來說，降低企業法定勞動成本，才不致在這場制度競爭中淪為輸家。
美國稅改首要問題是效益如何？賓州大學預估，未來 10 年美國因稅改每年增加的經濟成長率，只有 0.1 個百分點。
這是因為稅改並未觸及核心——減少政府支出。政府每 1 元支出都是來自稅，如傅利曼所說：「民眾真正負擔不是稅，而是政府花的錢。」
目前美國政府的支出（從聯邦到地方政府）占 GDP 比率達 35%，處於歷史最高水準，2018 年度政府支出將比上一年增加 2,300 億美元。表面上減稅，政府支出不減反增，這是稅改為德不卒之處。
此外，稅改亦有多處「精神分裂」，如繼續提供民眾購買每輛電動車 7,500 美元的補助。姑且不論此舉對財政的衝擊，既有政府補助，業者缺乏誘因減成本，人們買電動車將花更多錢，減稅提高可支配所得、振興經濟的美意也蕩然無存。美國聯邦預算問責委員會（CRFB）的結論是：「減稅得不償失。」
德汽車零件進美，多 2 成稅
雖然稅改效益有限，卻已在國際掀起減稅大戰。因稅改除了調降企業稅率，也取消對美企海外獲利課稅，企業投奔美國的誘因大增，各國因此減稅以留住企業。
在這場國際減稅大戰中，高稅率國家將淪為輸家，主要就是德國和中國。
德國有效企業稅率原本比美國低，但美國稅改後，德國稅率將比美國高出逾 7 個百分點。德國智庫 Ifo 估計，稅改將使德企對美國直接投資增加 390 億歐元，是美企對德直接投資的逾六倍。該智庫主席福斯特（Clemens Fuest）說：「投資和工作機會將因此外移美國。」
此外，美國稅改規定美企業向海外採購，將被課徵 20% 消費稅，此舉是希望企業在美生產。這會影響德國汽車集團，因為它們雖在美生產，零組件卻是從德國進口。德國批發、外貿與服務協會（BGA）主席賓曼（Holger Bingmann）對《德國之聲》表示：「我們對此憂心忡忡。」
中國人力優勢反成出走原因
對外企來說，美國的吸引力不只是減稅。研究機構稅務基金會（Tax Foundation）經濟學家艾金斯（Gavin Ekins）說，企業投資還須考慮政府管制等「制度成本」，這在美國皆低於歐洲，如今加上稅改，美國對外資的吸引力將更大。
這也正是中國的軟肋。中國的企業稅表面上占稅前利潤僅 11%，比美國稅改後還低，實際上企業負擔卻不只此，因為當局要求企業須繳「5 險 1 金」，也就是養老、醫療、失業、工傷、生育保險，以及住房公積金。
這大大增加企業的用人成本。據世界銀行資料，2016 年中國企業總稅項負擔，占利潤比近 7 成，遠高於美國及世界平均，加上中國企業還要繳 17% 增值稅，實際稅負高於美國。
目前各國大多在增值稅與所得稅擇一課徵，中國卻是少數兩稅均徵的國家，結果是不能走的企業以自動化取代勞力，以規避「5 險 1 金」，能走的企業就外移。
像中國「玻璃大王」福耀集團 2016 年赴美投資，原因正如該集團主席曹德旺說「中國稅率太高。」美國稅改後，中國企業外移之風只怕更盛。
台灣恐留不住人才、企業
德、中的借鏡離台灣並不遠。美國稅改後企業稅率降為 21%，與目前台灣營利事業所得稅率 17% 相去不遠；稅改後美國個人所得最高稅率甚至比台灣低。這對台灣留住企業或吸引人才都有消極影響。
台灣企業處境亦和中國類似，據台大教授辛炳隆研究，台灣企業包括勞保、勞退新制等法定成本，占整體勞動成本比率逾 18%，比美、日、韓都高。此外台灣的社會保險以薪資為基礎，雇主若為員工加薪，支付的保險負擔也增加，因此加薪意願低落。
美國稅改引發各國制度競爭，人才與企業都會「用腳投票」，台灣若不想淪為輸家，首要就是降低法定勞動成本。
市場競爭下，勞資間議定的契約各有不同，有的薪資低保險高，有的薪資高福利少。若政府硬性拉高法定勞動成本，除了增加企業經營難度，提高他們出走誘因，「羊毛出在羊身上」，雇主增加的成本也會從勞工身上撈回來，勞工也得不到好處。
「每一種稅都應盡可能少從人民口袋裡掏錢。」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之言，仍是與各國進行制度競爭的台灣不可或忘之關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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